辍学率上升背后：劳动力市场扭曲的信号
[ “没有更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与之匹配，产业结构就没办法升级。这是一个很急迫、很关键的问题。”蔡昉说 ]
今年一开春，15岁的黑龙江小姑娘李星（化名）坚决不再去上学。比她大2岁的同村女孩在北京打工好几年了，现在一家酒店做服务员，一个月3000多元。李星厌倦了每天骑自行车来回七八公里上下学，她说她不喜欢读书，最大的梦想就是到北京打工，长长见识。
对女儿的辍学，李星的父亲持默许的态度。孩子学生成绩一般，估计考大学也困难，再说，考上大学也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作，何苦再花钱折腾这么多年？
李星的故事不是个案。《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独家获得的数据显示，2011年，江苏省沛县的初一入学人数为7300多人，到2014年，初三毕业的人数仅有5871人。即使考虑到转学县外等各种特殊情况，这一组数据显示出来的辍学率仍然惊人。
本报记者的调查显示，辍学潮正在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和部分城镇愈演愈烈。潮涌之下，被改变的不仅是一个个中学生的命运，这些过早离开学校，进入就业市场的年轻劳动力，正在用他们流动的轨迹，传达出被扭曲但却意味深长的信号。
错误的信号
辍学并非新鲜话题，但近几年出现的辍学率大幅上升值得警醒。根据审计署2013年公布的数据，在调查涉及的1155所学校里，辍学人数由2006年的3963人上升到2011年的8352人，增加了1.1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事实上这期间辍学率增加了1.6倍。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美国斯坦福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组织的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也发现了辍学率上升的迹象。该项目自2009年跟踪调查西部4627名初一学生和3175名初二学生发现，贫困、中等收入和较高收入家庭的初一样本学生的辍学率分别为6.8%、5.8%和4.3%.到了初二年级，辍学率分别增加到12.5%、7.7%和5.0%.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去年年底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情况所做的报告表明，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尤其是边远、贫困及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初中辍学率较高，有的地区超过10%.
在谈及原因时，上述报告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一些学生家长认为继续让子女读书升学不如早务工赚钱”。
“家长都很现实，他会算这个账，我供孩子上了大学，就算找到工作也不过是一个月三四千元，现在孩子不上学直接出去打工，一个月也能挣个三千元。所以现在辍学现象普遍一点都不奇怪。”江苏省一家职业教育学院负责招生和就业的崔老师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他曾在附近的两个县做过细致的生源调查，对中学生辍学率上升的趋势印象深刻。
孩子们真的是放弃学业进入劳动市场了吗？亚洲开发银行今年初公布了一份题为《中国的工资水平和竞争力》的报告分析称，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会对劳动者，尤其是非熟练工人（即未完成高中学业者）产出地的劳动者接受教育产生一定影响。这是因为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会刺激当地一些学生放弃学业，转而选择去城镇打工。据估算，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每上涨10%，高中生的辍学率就会增长0.3个百分点。
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中学辍学率的飙升，的确跟最近几年非熟练工工资的持续增长有关系。而工资的增长，又跟15岁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净减少相关。
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11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开始下降；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出现净减少。2012年，减少人数高达325万人。
从年龄结构上看，青年劳动者的短缺开始得更早。十多年前出现的民工荒，确切地说就是青年民工的短缺。这种短缺使得年轻的非熟练工成为香饽饽，而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来说，需求并没有同样突飞猛进地增长，两者的工资出现趋同现象。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首次突破2000元，达到2049元；2013年这一数字为2609元。2013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包含金融、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高薪行业）月均工资为3900元，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月均工资为2396元。
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劳动者工资趋同意味着教育回报率降低。对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大学生就业比农民工就业难；农民工中，受教育程度高一些的和初中就辍学的人收入没有差距。这种错误的信号体现出来的是市场的失灵。而这种失灵，长期看来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将来不光是他们，从微观到宏观，都要承受这个后果。”蔡昉说。
困局及破解
李星如愿以偿到了北京。在老乡介绍下，她很容易就在通州区一家餐馆找到了一份做服务员的工作。三天的岗前培训后，李星正式上了岗。每月底薪2000元，酒水另外算提成。
参与农村教育行动计划的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罗斯高（Scott D. Rozelle）教授向媒体表达了他的担忧，“如果大量孩子没接受较好的教育就提前流入社会，这对于一个家庭和一个国家来说，影响是巨大的。”
这种影响，或者说扭曲的劳动力市场信号导致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一大批技能不足的年轻人涌入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称，目前缺乏技能是农民工成长为现代新兴产业工人的主要障碍，是短板。
据测算，农民工集中就业的劳动密集型第二产业和劳动密集型第三产业岗位，分别要求平均受教育年限9.1年和9.6年，而资本密集型的第二产业和技术密集型的第三产业岗位，则分别要求平均受教育年限10.4年和13.3年。根据2011年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估算，其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9.6年。
“这样一大批劳动者，他连现在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岗位都适应不了，如何能适应产业结构调整以后的要求呢？显然产业结构调整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在持续提高，但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却很慢。这在未来会造成很大的难题。”蔡昉说。
根据北京大学学者章铮的研究，由于技能缺乏，再加上社保不完善、户籍制度障碍等原因，大部分农民工在35岁以后陷入就业困难、城里难留、故乡难回的窘境。
蔡昉分析，与当年国企改革时陷入困境的“40、50人员” （指处于劳动年龄段中女40岁以上、男50岁以上的，因自身就业条件较差、技能单一等原因，难以在劳动力市场竞争就业的劳动者）类似，这批过早进入就业市场的劳动者，将在更年轻的时候，处于严重的就业困难状态，形成一个新的脆弱群体。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按照中国目前13至16岁的人口数量进行的计算，非熟练工人工资上涨10%导致的辍学人数在10万左右。从2001年到2010年，中国未完成高中学业的25至34岁的年轻人占比超过了四分之三。与之相比，韩国该年龄段年轻人全部完成了高中教育，巴西和墨西哥的比例也接近一半。
今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29次提及“就业”，强调就业是民生之本。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减少和农村转移劳动力速度趋缓，就业中的结构型矛盾日益突出。教育部副部长鲁昕三月份在一个论坛上表示，就业方面最突出的矛盾，从短期来看，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和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不足的矛盾。从中长期来看，就是产业加速转型升级与高级技术技能人才匮乏的矛盾。
“未来人力资本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没有更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与之匹配，产业结构就没办法升级。这是一个很急迫、很关键的问题。”蔡昉说。
中国国民的平均教育年限目前只有8.2年，处于较低水平。同时，中国在九年制义务教育结束之后没有建立起后续的综合性教育和培训体系，这使得大量非熟练工的技能提升缓慢并且困难。
作为对策，今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出要实施农民工技能提升计划，把技能上的短板补上，使农民工能更好地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
亚洲开发银行建议，中国下一步应制定并实施统一的国家技能发展战略，着眼提升劳动者尤其是非熟练工的技能。同时可考虑为辍学率较高的主要人口流出地提供特殊补贴，帮助更多的学生完成高中教育。
目前，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支出基本上由县级政府支出，存在较为突出的支出责任与财力不相匹配的状况。蔡昉建议说，一方面应该由中央政府承担起义务教育支出责任，另一方面，应该将高中和学前教育都纳入到义务教育的范畴内。
不过，蔡昉同时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上述两个建议他在不同场合都提过，但是教育部及相关部门至今没有给他正式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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